动物考古人袁靖:人类离开动物寸步难行

2018年3月26日 10:14:31   

  说起袁靖,说起他的动物考古,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几位考古学家在餐馆点了一盘烤羊腿,吃完后,看着剩下的骨头,突然发现:此“羊腿”非羊之腿也。餐馆老板当然不肯承认,于是,考古学家难免抬出一堆专业术语,以证乾坤。

  这个故事,当时被多家媒体的报道,引为趣谈。而那位无心识破真假的仁兄,就是袁靖老师的学生。对于“动物人”(动物考古学者的简称)而言,根据动物骨骼的形状判断动物的种属和部位,是他们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功。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也作为连任全国政协委员,袁靖在今年两会上共提出了六个提案,其中三个事关考古工作,被大家称为“考古代言人”。

  比如,他建议尽快将境外考古明确定位为国家行为,尽快调整基本建设考古中的考古收费制度,还有尽快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贴制度:

  “我国每年实施数千项考古调查勘探项目和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此外还有10余项水下考古项目,但国家从未出台专门的野外津贴规定。应参照地质勘探、交通运输部门野外津贴制度方式,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发放标准。”

  忙碌已经成为常态。袁靖的很多工作都已经形成惯例,比如每年春节前后,他都会在中国文物报写一篇生肖年的文章。2014年马年的“马到成功”,2015年羊年的“三阳开泰”,2016年猴年的“金猴献瑞”,2017年鸡年的“金鸡报晓”,今年的标题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和别人不同,他在每篇文章中都会用到很多动物考古学的资料,也

都会有一些你从未听说过的来自国外的新材料。

  比如他在文章中讲到,俄罗斯研究人员对狐狸进行过长期驯化实验,从1960年开始饲养,到第二代时,对人类的攻击性反应就开始逐渐消失,第四代就会摇着尾巴主动接近人类,而到第十五代,形态变化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只要数十年的时间,就会被驯化成家养动物。

  袁靖说,“我们已经与分子生物学的学者商定合作研究。把距今10000年至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段,划分为1000年一个单位,挑选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狗骨遗存,开展包括古DNA在内的多项研究。放眼世界,以这样的时间尺度、空间范围和文明持续发展为背景,开展独立研究,只有中国有条件。我们的研究结果一定会引起世界瞩目。”

  我们都相信,也都期待着。

  “通过拼缀骨骼来复原完整的动物,这是第一次”

  在考古界,关于袁靖的故事很多。

  1993年,他刚从日本留学归国,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正好组建了国内第一个多学科合作的考古队,发掘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袁靖的任务是整理、研究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在清洗一处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土坑里出土的破碎动物骨骼时,他发现这些几乎都是猪骨,拼对完成,居然是7头全身骨骼完整、年龄大小不一的猪骨架。

  俞伟超先生感叹说,“我们

考古人一直通过拼对陶片来复原陶器,但是通过拼缀骨骼来复原完整的动物,这是第一次。”

  显然,一堆杂乱无章的动物骨骼与7头全身骨骼完整的猪骨架,在考古学研究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曾经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无意间了解到袁靖老师的成长背景——

  我们都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的三味书屋,是袁老师的曾外叔公寿镜吾创办的私塾,解放后捐给了国家。他的太外公寿孝天创办过绍兴最早的新式学堂,后来又从绍兴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学术著作与教材。他的外公寿林文则走得更远,去了德国学习电机技术,后来监造了供应全上海电力的发电机。

  这样的家庭,家里随时可以给孩子们开私塾,读书肯定是不会耽误的。不过,在恢复高考之前,袁靖一样经历了同龄人经历的一切——初中尚未读完就去西双版纳插队,三年后转到陕西临潼继续务农,再进入工厂当工人。

  和许多误打误撞或者被调配的大学生不同,袁靖是主动选择考古专业的。

  他的姐姐、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的袁明教授,是北大西语系67届的大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复习英语准备读研,经常试译一些英文资料,其中便有一篇《消失的城市》,讲的是考古学家谢里曼发现特洛伊城的故事。

  原来,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不是文字的另一类材料追寻人类的历史啊……1978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袁靖便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20世纪80年代末,袁靖去日本留学,学习动物考古学。“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国际考古学界相当流行,但在中国还没发展起来。从199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到现在,我所做的

就是建设中国的动物考古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科技考古。”他说。

  中国动物考古学开始的时间很早。近100年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会简章》中,就明确提出“人类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等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到20世纪30-40年代,李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老一辈中外学者对城子崖、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过专著和文章。

  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50年代以来,多篇有关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从90年代开始,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并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浮选,要求对特殊遗迹内的土壤过筛子,过去被忽略的小型动物的骨骼得到采集和保存,虽然动物遗存不能像陶器、石器那样成为每个遗址均有出土的普遍现象,但是相比人骨、金属器等,发现概率是相当高的。”

  这些宝贵的动物遗存,在探讨古代的生业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袁靖比较欣慰的,是他主持制定了《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这个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对于规范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采集、实验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可低估的“六畜

兴旺”

  2013年,袁靖老师在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做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展览——《与猪同行》。

  数千年来,还没有一种家养动物像猪一样,既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资源,也一直在精神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

  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大约9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在这个遗址中,猪群均属于特定的年龄段,不同于野猪种群的年龄结构模式;数量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较高的比例,远远大于自然状态下野猪种群的比例;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猪下颌的现象,开启了这一传承数千年的葬俗的先河;DNA的研究结果证明其属于家猪的谱系,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也证明其食谱与人工喂养有关。

  动物考古学研究证实,出土猪骨的古代遗址分布在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数千年来,家猪与古人的关系可谓是如影随形。

  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马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成,时间在距今5500年左右。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甘青地区,多处遗址都发现马骨。

  “与世界上最早的家马相比,甘青地区家马出现的时间相差1000多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家马及饲养技术是由境外传入的。”

  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突然出现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那里发现多座车马坑,一般都是1车2马。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约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在距今约3300年以后,多处遗址都发现车马坑和马,甘青地区可能是马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通道之一。

  中国古代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之说,“六畜”这个词最早出自《左传》中的“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在《周礼》里,已有“其畜宜六扰”的记载,汉代郑玄注“六扰”为“马、牛、羊、豚、犬、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家养动物。

  “在我们开始做动物考古之前,对这六种动物驯化的时间、地点、过程、路径、驯化顺序等等,知之甚少。以往的研究及依据古代文献考证的结果,存在不少错误。”现在,袁靖老师对此一一做了解读。

  距今约10000年左右,在华北地区出现了驯化的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在淮河上游地区出现家猪;距今约5600年左右,在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左右,在甘肃东部地区出现了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在河南东部地区发现家鸡。

  “尽管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关于六种家养动物起源的观点可能还会得到修改和完善,但有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出现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古代居民自己驯化的家畜,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其他地区把已驯化的家畜引进来,以绵羊、黄牛和马为代表。”

  家养动物的出现及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存关系,对人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稳定的肉食来源、丰富的饮食生活之外,也为以骨骼、皮毛为原料的手工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还增强了人类的作战能力和交通能力。

  “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袁靖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动物考古与史前社会的祭祀以及之后的礼制紧密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研究动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

  最早用于祭祀的动物是狗。早在距今9000年的遗址里就发现了此类活动的狗骨。但是,用狗祭祀和随葬的现象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里,从早期到末期,使用最多的动物是猪。属于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师市商城遗址的祭祀沟里,发现300头以上的猪,它们是被分别埋葬的,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在一个都城级别的遗址中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猪,实属罕见,这种习俗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在随葬和祭祀中普遍用猪的传统的遗留。

  自商代中期开始,祭祀时使用黄牛的数量增多了,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里发现的用于祭祀的动物种类更加丰富,除了猪和黄牛之外,还有狗、绵羊、马、象等。从数量上看,黄牛和绵羊占据很大比例,可见随着时间的延续,它们逐渐成为祭祀用的主要动物;后来,又被马取代。

  在古代祭祀活动中,这些家养动物往往成为等级的象征,什么级别用什么动物,或者说什么祭祀仪式用什么动物,都有一定的讲究。

  “现在,除形态学和数量统计的研究之外,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都被用于研究随葬和祭祀的动物遗存,对动物谱系的探讨、对毛色和体质状况的区别、对食物结构的把握

、对本地和外来物种的鉴定等等,全面提升了认知水平,这些认识,对于撰写和补充各个时期古人随葬和祭祀用牲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科技考古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动物考古是考古学的前沿学科,依托的是相当强大的科技考古合力。袁靖老师所在的科技考古中心是社科院考古所中的一个特殊机构。其他研究室大多研究特定时代或特定区域,这个机构则需要与全所的各个研究室合作;另外,还要参与地方上的重大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

  在担任中心主任的十余年间,袁靖老师和大家共同努力,把中心建成了亚洲地区名列前茅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在中国考古学界更是独树一帜。中心的人员活跃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考古现场,同时,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等众多机构的研究人员有长期的合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中国。

  2015年,科技考古中心低调地庆祝了自己20岁的生日。每一个实验室都讲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从考古勘探实验室、年代测定实验室、环境考古实验室到人骨考古实验室、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从木材研究实验室、古DNA分析实验室到食性分析实验室、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实验室……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碳十四年代测定、树轮分析定年、环境考古、残留物分析、冶金考古、陶瓷科技考古、玉器科技考古等方方面面

  “可以说,只要中心依据规划的思路向前发展,若干年内无出其右者。”袁靖说。

  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室可以为任何一个考古遗址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夏文化最核心的代表遗址二里头,是迄今为止中心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这也使二里头的考古报告能够对那个时期进行最为丰富、最为翔实的描绘。

  在袁靖的笔下,二里头遗址的时空、环境、生产、生活状态都有了直接的呈现——

  它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

  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的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

  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滨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

  当时人的健康状况较好;

  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农作物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种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在体现等级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可能还存在剪羊毛的行为;

  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是为贵族专用的;

  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贵族专用或专门用于礼制的陶器生产部门;

  当时已经能够做到依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

  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技术;

  ……

  可以说,适宜的自然环境、达到较高程度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专业化分工的巩固、人口和家养动物的对外交流等等,均为早期国家在二里头的形成提供了理想

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及开放的文化氛围。

  一位历史学家感慨:如果我们所有的考古遗址都能有这样清晰的报告,才能对不同区域的文明形态进行具体的比较,全面揭示出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和内涵。

  现在,袁靖老师有了一个新的舞台:担任复旦大学新成立的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在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大家看到了84岁的著名光学材料、非晶态物理学家干福熹院士,他通过研究考古出土的玻璃制品,复原了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为科技考古积累了成功经验。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袁靖起草的“中国科技考古六点倡议”,并被考古界广为流传。

  袁靖很喜欢这个舞台。因为他可以系统梳理那些放在自己心中很久的人与动物的故事,把它们讲给复旦的本科生听。

  “动物进化的故事是由古生物学家来讲的,而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则要由动物考古学家来叙说。这其中的各种故事,想一想都很有趣。”袁靖老师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它意义。“我正在构思的一本书叫《与人同行》,专门讲述距今10000年以来人与动物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含义,动物考古学家有能力把这个故事讲好。”

  两种习俗、两种文化、夷夏东西,我相信,这样的故事学生肯定非常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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